十几年前，在一个名叫“艺术长征”的活动上，我认识了日本艺术家北川富朗。当时北川刚刚开始在日本做第一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我刚刚开始在昆明做中国第一个艺术主题社区——都是在20世纪初，用一种民间自我组织的方式来做一些实践。

北川在乡村做的事情，就是那么多年一直困惑我们的东西，我们这一代人的共性是：在上世纪80年代把西方当成参照系，想要用外来文化改变自己原本的生存环境，但真正到了90年代，当我们这样的艺术家真正身体力行进入西方环境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关于身份的问题，关于“根”的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开始回头看自己的国度。

无论是走出去看西方文化，还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传统，都只是过程。真正的目的还是怎样建设自己的生活。在日本，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家园，人们都是在过日子，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各种各样的产品。尽管它经过了现代化的转型，仍然还是有活力和充满了创造力的，而不是一个衰退的乡村。尽管它有人口过疏的问题，有高龄化的问题，但是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振兴手段，在修复这些问题。

日本的前提是“不变”，场所不变，基本的生存状态不变，它做的只是“更新”。和我们遇到的乡村问题不一样，中国这100年来，人们不断走向城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慢慢沦为简单的生产场所，慢慢地变成不适合人居的地方，“家园”的概念消失了。

如果说都市的人际关系像一个利益共同体，大理的人际关系更接近一种趣味共同体。

大理民居古朴而别具韵味，是构成大理魅力的元素之一。

大理是我的故乡。从20年前开始，我就常常回到大理，也带很多人去，就像个导游。1999年，我带方力钧和岳敏君去大理，他们成了最早在大理买房的中国艺术家。我一直没有动买房的念头，也一直没想过要成为这个地方的一部分，直到很多年后，我在伦敦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人很虚弱，回到大理休养。

有一个早晨，我就像往常一样，起床之后走出门准备去吃个早点，走上大理古城南门那条街时，我产生了一个选择的困惑：包子、米线、豆浆、油条、馒头、饵块，还有咖啡、比萨……我突然意识到：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可以像这样吃早餐的地方了。冲着这一份混搭的早餐，我决定要在大理买房。

现在，我每年差不多有四个月待在大理。我在大理开了一门课，叫做“乡村田园调查”，已经上了四年。我的初衷其实是悲哀的，因为感觉到这件事不可逆，但是，我还是觉得起码可以为自己和学生打开一片视野。这个视野是什么呢?就是看乡村的消失，就好像在做临终关怀一样。我带学生去看白族民居，问他们新房子和旧房子的区别是什么，学生一般都会回答建筑或是家具的区别。其实所有的老房子，无论它是什么样的摆设，最重要的位置一定放着家族的照片，家族所有的记忆和凭证，放在最重要的房间里。但是一旦盖了新房子，这些东西都消失了，最重要的地方都被电视机或是电冰箱取代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消失”的一部分——它首先是从人的意识里消失。不是一个房子被拆掉了，也不是一个房子原来是木头的而现在变成玻璃的，而是所有人都觉得：“乡村”这个词是不美好的，不舒服的，不适合居住的。我们说的“乡村”这个词，对很多人来说是被屏蔽和忽略的一个词。

在大理待久了，我慢慢发现身边聚集起一个熟人社会。这是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形成的东西。开始是一些艺术家，后来是一些做音乐的，这几年开始有一些写作的，还有一些设计师，慢慢形成一个“身边的江湖”。这些人的职业和身份是混搭的，而且他们是以居住的方式进入到这个地方。大理很多深刻的改变，其实和这样的人群构成有关系。还有一些人只是经过，但他们和我们在北京或是纽约遇到的那些因为工作和利益关系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不同，整个大理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工作之外的状态。如果说都市的人际关系像一个利益共同体，大理的人际关系更接近一种趣味共同体。

大理民居古朴而别具韵味，是构成大理魅力的元素之一。

为了把大理的这种现象保留下来，我和张扬、奚志农发起了一个名叫“大理下午茶”的活动。它有点像是一个“雁过拔毛”的计划，凡是经过大理的人，希望他们通过轻松的茶叙方式，留下一些想法。我们做过一期“居住就是最好的保护”，讨论古城的民居如何进行保护，不是建筑或是房子本身，而是真正产生价值的东西，其实还是生活方式。也有过关于洱海污染的讨论，或是关于大理节气的讨论，比如三月街的形成……这些都是很有现实性、针对性的讨论。

我在大理做的事情，就好像自救一样，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里。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乡村”。这也是回到常识，大家要承认这些常识，要承认“乡村”这个词，它的气息，它的味道，它的一草一木……对于习惯生活在都市的人，乡村是另一个衡量标准，我们要学会用这把尺子来重新认知世界。

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发现他们始终拥有一个世界观，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希望把这个地方跟世界联系在一起。

大理现在最热闹的地方是人民路，但人民路曾经是最萧条、被废弃的一条街。当年最热闹的地方是洋人街，因为西方背包客的到来，在那里教当地人怎么做一杯咖啡，怎么烤一个比萨，怎么开一间酒吧……很可能中国的第一间酒吧就是在大理诞生的，那时候北京都还没有酒吧，所有人要喝酒都要去友谊宾馆，去和平饭店，但大理就已经有所谓的酒吧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外国人给中国地方的乡村建立了一种从前没有的“夜生活”，所以大理其实是最早创造了中国“乡村国际化”的一个缩影。

所以说，大理的现代价值观和实践都是由外来者带来的，这些外来者不是普通的外来者，他们是一些发现者，把一个地方有意思的东西挖掘出来。后来，从艺术家开始的新移民聚集在人民路上，现在已经变得像丽江一样，成千上万的人挤在那条街上。

虽然这几年改变很大，但大理有一点是好的：它的基本场景还在，村庄还在，礼仪还在，种植和耕作的系统还在，它还有这些新移民的加入，呈现出不同视角和声音。其实乡村本身很难发生改变，今天在中国乡村发生每一点滴改变的地方，一定有来自外来的刺激。就像大理的改变，来自这些新移民。新移民来到一个新地方生活，会和当地的原住民之间形成一种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候是非常紧张的。新移民带来自己的资源、财富和知识，用自己对某一个地方的想象，有的带着一个意大利的梦想，有的带着一个希腊的梦想，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大理古城也好，洱海边也好，外来者有时就像一个个电脑上的软件，很生硬地插在乡村的土地上。

考察日本的农村时，我一直在关注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它的公共管道的建设，比如它对农产品的推广营销，这些经验对中国的乡村建设非常重要。在中国，一个农村出来的产品，我们更多去强调它的“土”，它的故事性、风俗性和地方特性，这些东西本来是对的，但是呈现出来的方式又不够，包括从产品上、设计上、陈列上，都显得很缺乏。一个乡村的产物，必须要和外来的元素结合，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发现他们始终拥有一个世界观：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希望把这个地方和世界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