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国行为艺术家卡若琳·史尼曼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狮终身成就奖，这在国际艺术圈产生了轰动。一直以来，从国外到国内，行为艺术在很多人的视野中似乎总与血腥、荒诞、违背常理挂钩，饱受争议。30余年前，行为艺术在国内开始诞生，期间，毁誉参半。近年来，国内行为艺术一方面常常现身社会新闻，另一方面也逐渐走入艺术机构与艺博会，似乎在从离经叛道步入常规叙事。而作为自觉与不自觉的观者，对于国内行为艺术发展也产生了诸多思考：如何客观地定义与看待行为艺术？除却覆盖在概念上的种种浊渍，它具有怎样的价值与前景？

始于反叛

众多的艺术门类中，行为艺术在国内可谓最饱受争议的领域。既不被官方认可，又远离艺术市场的体系，国内的行为艺术就这样负隅前行了30多年。

上世纪80年代初，行为艺术开始在国内兴起，属于中国艺术现代化进程中向西方拿来的艺术形式。作为概念本身，行为艺术是中国特有的概念名词。它并非从西方某个术语直译而来，而对应着国外多个艺术门类：诸如行动绘画、偶发艺术、表演艺术、艺术等等。

艺术批评家贾方舟将行为艺术概括为：主要是以身体为媒介，通过行为过程来表达艺术家的生存体验，实现他们的艺术意图和观念诉求。30多年，在人的成长阶段中算做“而立”，行为艺术也有着清晰的成长脉络。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有零星的艺术家开始从事行为实践。1986年，中国内地第一例公开发表并当即造成社会影响的行为艺术《观念 21》在北京大学举办，有学者将此视为国内行为艺术的正式发端。策展人、行为艺术研究学者唐佩贤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上世纪80年代的行为艺术作品存在着一体化的风格——艺术家都是通过包裹自己的身体，借由这种看似自虐的包扎方式来呈现对当时社会、艺术及之前所受到的运动压抑而寻找解脱的强烈时代愿望。

1989年，行为艺术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掀起热潮。多位艺术家“突发地”在这座官方的艺术殿堂实施行为艺术，用戏谑和极端的手法将中国最高水准的美术馆搅得天翻地覆：张念在展厅内孵蛋，王德仁抛洒，随着肖鲁对准她的装置作品开了两枪后，展览终止。1989年之后，行为艺术被视为非法而转入地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行为艺术在全国蔓延，其中北京东村的艺术群体最具代表性。张洹、马六明、朱冥等艺术家以身体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生存境遇，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行为艺术作品，如《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此时的作品多为呈现。2000年前后的世纪之交，艺术家们开始采用动物、标本等进行创作，这一次热潮更被斥责为“血腥、暴力、有违伦理道德”，因而对行为艺术形成声讨之势。尤其是名为“Fuck Off Exhibition”的展览，极端行径直接将行为艺术推向风口浪尖，行为艺术也在媒体的报道与社会各界的质疑声中遭到官方打压。

2001年文化部发出了一则要求各地坚决制止以“艺术”为名义的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等不良现象的《通知》。使得2001-2007年之间行为艺术产量相对减少。而2008-2010年期间，多位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又再次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行为艺术创作，其中有惹人非议的《女体书法》及何云昌的《一米》。2000-2010年间，行为艺术节在各城市遍地开花。至今，行为艺术家参与的国际交流活动日渐增多，也时常成为社交网络的话题热点。

趋于主流

细数行为艺术的发展，30余年来它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诞生之初，带着反对美术馆、反对收藏的决绝态度而来，表达方式上显得出格和极端。针对上世纪90年代的行为艺术，美术理论家皮道坚曾在研讨会上谈到：“上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行为艺术家往往采取一种直接凸显的形式，而且这种凸显形式怎么能够生效，怎么能够吸引眼球，就怎么做。发展到极端以后就是后来的暴力、血腥等等。”在皮道坚看来，中国的行为艺术在公众那里的形象，就是这一波艺术创作在中国为行为艺术命名，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好像行为艺术就是惊世骇俗。行为艺术的风格和时下环境、社会发展和民生都是分不开的。在去年举办的中国行为艺术三十年文献展上，艺术家肖鲁表示：“上世纪80年代，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环境，情感是不可以公开去言说的，内外的矛盾导致我用强烈极端的手段来表达内心的困惑，当时的行为作品并没有经过太多的设计，是情感的自发而至。”东村行为艺术群体的代表人物张洹曾在一次采访中也坦言创作初衷：“身为河南人，出生时满眼黄土，什么都看不见，就往北京跑，你不大喊，谁知道你？这是年轻人的一种表达，很自我，很灿烂。当时的状态是，生活是什么我就做什么。简单讲，就是20多岁荷尔蒙过剩。”

大众眼中的行为艺术似乎总与赤裸和暴力挂钩。一方面是对早期风格的先入为主，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某种误导、误判。通过几个大的搜索引擎，或者专业艺术网站后台数据发现，行为艺术总伴随着“”、“脱”等敏感词和关键词出现，且带有图片的文章排在搜索量和点击量较高的位置。究其原因，是在长期笼罩在传统思想下，公众对于身体公众化的一种好奇心唆使；二是媒体为了迎合网民心理，利用以方式呈现的行为艺术或者是类似行为，获取点击量和转载量，长此以往，给公众留下了如此印象。

2010年至今，行为艺术在传播与受众上呈现出“开放”态势，但创作手法和风格却趋于“内敛”：行为艺术的国际交流活动增多，也越来越被画廊、艺术机构接纳，受邀展出的机会增多；区别于早期的“伤痕美学”风格，艺术家的身体化的行为越来注重自身，趋于精致。艺术批评家杨卫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行为艺术更加仪式化，而当下年轻的艺术家在做行为时更倾向于一种日常性的表达。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的硬碰硬，当下的行为艺术多是在正常的叙事逻辑里面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唐佩贤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与早先相比，近五六年的许多行为艺术作品却越来越回归于空间。一方面，美术馆开始主动接触并支持行为艺术家，艺术家也意识到当有变化。变化是时代与美术史发展的结果。二来，艺术家也愿意运用机构的空间，用特定空间赋予作品以特殊的含义”。

坚守批判

在自媒体发达的网络时代，新面目的行为艺术也日渐在大众中普及。在直播平台等方式的助力下，大众与行为艺术之间不再仅仅隔着一个危言耸听的新闻标题，有更多的机会“临场”目击行为艺术作品本身。学术界也正在不断为行为艺术正名，剔除旁门左道的乱象，将真正的行为艺术置于艺术史的叙事中。这些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洗刷了行为艺术背负的一些偏见和恶名。

当下，对行为艺术价值与意义的认知同样重要。虽然已经渐入主流，但行为艺术的非物质性、偶发性使其依然与收藏市场保持距离，是一种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的艺术门类。西方艺术评论家Alice Bucknell指出：“行为艺术在经济及上的‘急速发展’使得这个媒介成为当代世界文化中最具说服力的艺术批评方式。”互联网时代中，“行为”是具有瞬间反应的及时性，可以吸收一切它所批评的事物成为当代艺术最强大的媒介。作为一种难以界定的、不被恒定标准束缚的艺术，行为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它对一切现成艺术价值的再质疑。首届北京国际行为艺术节策展人乔纳斯·斯坦普将行为艺术视为“视觉艺术中最高级的现实主义”。优秀的行为作品，是艺术家身心统一，真诚、真实地反映出个人经验。它可以存在于任何地点，却不会无家可归，开放的特性是它对“一切皆有可能”的艺术表达，相对于绘画、雕塑，是更加立体和的表现方式。

作为行为艺术研究中心（Copar）的创办人与《中国行为艺术年鉴》主编，唐佩贤表示，2016年的行为艺术年鉴正在筹备中，目前收到的投稿作品数量是去年的一倍。从一个侧面反映，行为艺术在国内正处于稳步发展。“从全球的大环境看，人们对行为艺术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2017年，行为艺术家卡若琳·史尼曼获威尼斯金狮终身成就奖；泰特美术馆新馆有很多行为艺术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行为艺术是在有力的、良性的发展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相信国内的行为艺术也会有好的前景。虽然绝不会出现2008年、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爆发的情形，但它会有一个缓慢前行的过程，在学术上会越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