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如狂飙似怒潮般的一场艺术运动就结束了快30年时间。如果我们非要使用一个时间节点来标志这场运动落潮期的话，那么，我选择使用1989年农历新年的除夕(2月5日)开幕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这个由《美术》《中国美术报》《读书》等七家单位联合主办，历经3个多月精心筹备，汇集了包括最边远的内蒙与等省份在内的297件先锋艺术作品的全国大展，有个目前已被许多人忽略掉了的英文主题“NoU-Turn”。然而，伴随着中国美术馆展厅里传来的两声枪响，这个标榜为“不许回头”的展览，便事实上趋于了龙头蛇尾。正如汪民安先生在最近发表在《天涯》杂志上的一篇文本中所说的那样：“这一枪却让美术馆临时关闭了，也让整个新潮美术终止了。”

话说到了这里，我想特别着重地提醒一下本文的读者：

请把那个从交通标识图库中挪用来的“NoU-Turn”与由两声枪响所表征的那件装置与行为作品《对话》，当作“八五美术新潮”的两个包含了极为丰富内容的符号隐喻来看待，非如此，我们将无法对已成为过去式形态的“85新潮”作出合乎历史逻辑的准确描述与意义分析，也不可能对这场艺术运动作出客观有效的解读。

二十多年来，当人们谈及“85新潮”这场艺术运动时，几乎都是一边倒地给予正面的评价;然而，近年来却在艺术批评家圈子里出现了一种否定的声音，有批评家说它原本就是当时的国家艺术体制，即官方发动的一个运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而那些先锋艺术家们所做的一切看似激进的艺术活动，只不过是为了向体制撒娇而故作激进罢了，甚至干脆说这是一次为了被招安而刻意摆出来的伪“”的集体“pose”，总之，它充满了投机主义色彩，因而也就不具有值得今天的艺术家们去纪念或继承它的价值;因此，这就有了“敲门砖”与“护身符”这两种负面的形容。

以上说法客观、公允吗?我以为它非但不客观、不公允，相反却既充满了事后诸葛亮似的色彩，又有以结果去机械或简单推断当初这场艺术运动参与者动机的嫌疑。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85新潮”落幕后，有人从中获得利好，进入艺术或学术体制获得官方的身份认同，或从资本市场获得巨大利益回报等;然而，这并不意味所有这场艺术运动的参与者都从中分到一杯羹，更不可用被放大的部分结果来概括当年绝大多数艺术先锋们今天的现实境遇与初衷。我们既应看到部分“85新潮”的弄潮儿在这一艺术运动落幕后改变了当初落魄的境遇，放弃了当年的自由艺术理想;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绝大多数积极参与者们仍还过着窘迫的物质生活，但他们今天仍高扬着昔日的艺术与人生理想，坚守在艺术边缘地带踏踏实实耕耘着。

另一方面，我们的确没必要避讳谈及某些把“85新潮”当作“护身符”或“敲门砖”的“成功人士”的种种不堪现象;但是，我们不可否认“85新潮”的巨大贡献与功绩，倘若没有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内的所有“85新潮”参与者们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美术界仍会在刻板、僵化、了无生气、千篇一律的“红光亮”“高大全”的写实主义圈子中打转，中国大众的审美趣味也依旧会停留在宣传画加年画的古老码头上，中国的艺术园地也不会呈现出今天这一派百花齐放的生动景象。倘若我们能以理性的目光来观照以上客观事实，那么，我们就自然会把“护身符”与“敲门砖”的说法，视为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似的论调。

“85新潮”运动有无可检讨的负面价值与消极意义?当然有，至于它的负面价值与消极意义何在，那将成为另一个相关话题。这场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雨所灌溉与催生出来的艺术运动，本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领域里发生的各种积极变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各种艺术门类里的锐意进取的先锋分子积极互动的结果;更是对80年代以前的僵化、保守、陈旧的文学艺术体制和艺术理论的一次摧毁性的全面冲击;然而，由于绝大多数先锋分子缺失终极价值与哲学根基，而仅凭着原始冲动去向落后保守的美学堡垒发起进攻，结果堡垒被攻克了，冲锋队员们便失去了继续攻击的目标，于是，其中一部分先锋分子则异化成了新的保守分子。

“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鲁迅先生在其演讲稿《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过的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窃以为，非常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