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公司在海外征集的藏品绝大多数原本就出自中国，这也让海外征集与文物的回流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春节还未结束，春拍证集的竞争就已高调展开。此时拍卖公司的海外征集成为竟争的重点。早在去年年底，中国嘉德拍卖已在纽约开设分支机构，之前更是多次在日本、美国以及香港、地区举行了公开举办海外鉴赏咨询活动，为拍卖征集奠定了基础。北京保利拍卖今年春拍更是把海外征集作为此次拍卖征集的重中Z重，将到访全球的14个国家和30多个地区。北京匡时等拍卖公司也大大加强了海外证集的力度。 在过去的几年里，海外回流作品已成为拍卖市场的焦点，创世界纪录的价格和高成交率使海外征集成为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必争之地。例如，去年秋拍中嘉德拍卖的《东来图画--日本散珍集萃专场》、《四海藏珍专场》等的成交率均在80%以上，保利拍卖的《海外珍藏中国重要近现代书画及近现代书画夜场》中，齐白石1922年作《山水合册》(册页、十二开)成交价达 RMB51,750,000元，足足超出估价的三倍有余。北京匡时拍卖的海外回流的元人《崇真万寿宫瑞鹤诗唱和卷》成交价高达1.01亿元，创造了海外回流作品在拍卖市场上的《神话》。 随着海外回流作品在艺术品市场上的迅速升温，各大拍卖公司纷纷加大了海外征集的力度，海外藏品在拍卖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因此与中国书画收藏、流散有着密切关系的港台、日本、美国等地成了国内拍卖公司的主要征集地区。这些地区与中国艺术品有着怎样的渊源关系?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认为，中国艺术品流失海外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凉夺;二是，当时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带出境;三是，一些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军阀和奸商，以极低价买下偷运出境;四是，通过正常交易或赠送流出。1840年至解放前，也有相当一批的华人精英，例如胡适、宋美龄、周至柔、李宗仁、陈果夫、陈立夫，以及孔家等都定居国外，带走了不计其数的珍贵作品。此时期，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书画的对外交流，如中国的大师级画家画家昊昌硕、齐白石、陈师曾作品就被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藏家或专业机构收藏。 在20世纪六十年始的文化大中，保留在国内的书画的损毁比较严重。流落海外的中国书画逃过此劫，越发显得珍一贵。而且近两年的事实也证明了，在拍卖公司的海外征集中，发现了大量的精品。2002年在海外征得钱维城《雁荡图》最终拍出 429万元，在日本京都《有邻馆》 征得的米蒂存世作品《研山铭》，拍出3298万元的高价。2009年，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更是在海外征集中收获颇丰，征得吴彬、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作品近两年保利拍卖和嘉德拍卖的精品的三分之一左右都来自海外，并获得较高的回报。 然而也有专业人士认为，这些年来，回流的作品中罕见精品。精品数量仅占全部回流作品的5%-10%,好的东西还没有真正回来。尽管现在国内艺术品交易市场行情好，但是国内藏家的财力、品位、素质等与国外藏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海外，收藏行为不仅是文化品位的象征，还是一种社会荣誉。因此，散落到海外、真正好的艺术品，即便在中国市场红火的情况下，也不一定能回到内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美或日本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真正顶尖的好东西不大可能流出来。但我国毕竟扭转了纯粹输出的局面，意义已经不同。海外回流的作品在国内拍卖行被大力宣传，高价拍出，受到重视，被收藏家陈列在美术馆或博物馆或者其他地方，供人欣赏、观摩、研究。 由此可以看出，拍卖公司在海外征集的藏品绝大多数原本就出自中国，这也让海外征集与文物的回流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泛爱国主义的背景下，把流失作品带回来，留在中国，留在对的人的手中，成就了一种爱国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