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中的艺术雕刻犹如诗人笔下生动的字句每一笔每一划都蕴含着匠人的智慧与情感
这些装饰不仅是对壶体美学的追求，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创新。
在清末苦窳生（何心舟）制曼生十八式黄泥壶170×65mm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制壶人精湛的手艺，他不仅将自己名字“何心舟”作为印鉴，还有“阿曼陀室”方形印，这些都是他个人的独特标志，让我们能够识别出他的作品。
紫砂壶的款识与陶瓷制品的款识不同，它独具特色。一把没有款识的紫砂壶，看上去就显得很不完整，价值也会相应降低；即使有了款识，但如果设计不好，也会让人感觉缺乏文化内涵。历代高手们对印钤款十分讲究，它涉及到制作者的文化艺术素养，就像绘画领域内的“画外功夫”一样，我们称之为“壶外功夫”，这是壶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代万历年间时大彬所制的“时壶”开始，见诸于实物，最早是毛笔题写，然后发展到用竹刀刻划，再到后来运刀成字。李茂林史载以原书号记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方式反映了当时工艺水平和技巧要求。
明代流行刀刻款识，而清初则逐渐流行印章款。这两种风格都有其独特之处，一般工匠很难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只能请专门的人才来帮忙，如明代陈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能够镌刻好看的地面文字，还能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调整，使得每一件作品都具有不可复制性。
到了清末至民国初期，以惠孟臣、陈鸣远等人为代表，他们开始采用篆书或行书风格制作印章，这种变化反映了紫砂艺术在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不断吸收并融合新的元素。在这种背景下，“鸣远”的行书款识因其苍劲浑朴而受到高度评价，与晋唐风格相比更显古雅典雅。
陈曼生承袭了陈鸣远的手法，将篆刻作为一种装饰手段施于 壶上，他首次将篆刻用于紫砂器皿上，“曼生壶”因此名声大噪。曼生的底印最常见的是“阿曼陀室”方形印，以及少数作品使用“桑连理馆”。
此外，大约到明末清初开始逐渐流行印章款，据考许晋候《六角水仙花》现藏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馆。不过这个时期还普遍使用刻划方法，如惠孟臣、陈鸣远所做的事例。此类工作往往是在诗词或吉祥语章之下镌刻姓名，或同时结合铭文和图案设计，使得整体效果更加丰富多彩。
对于现代观赏家来说，要鉴定真伪并非易事，因为伪造者可能会仿照历史上的著名艺术家的样式来制造假货，甚至通过照相机技术制作铜版，用以模拟真品。此外，有些作伪者直接任意凭空臆造，更增加了辨别难度，因此，对于珍贵古玩尤需细致审视和专业知识支持才能准确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