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notak│白日梦台北数位艺术奖提供

2009年第一个官方专门以数位艺术为经营重点的机构：台北数位艺术中心（Digital Art Center, Taipei）正式成立，举办过11届台北数位艺术节，然于今年4月「暂时」吹起熄灯，八年的经营告一段落，这对当前的数位艺术生态发展带来什么的启示？正逢此时，《给下一轮数位艺术的文件：2006-2016》（以下简称《数位艺术文件》）的一书出版，在该书的发表座谈现场上，由台北市立美术馆助理研究员王柏伟主持，前数位艺术中心执行长黄文浩，与「数位荒原」的创办人郑文琦担任与谈人，抛出了两大议题进行讨论，包含数位状态下的艺术创作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专责数位艺术的单位？

《给下一轮数位艺术的文件：2006-2016》。（典藏艺术家庭提供）

类型与语言

在数位文化与科技早已蔚为显学，但数位艺术却仍然不得不权宜地以「类型」的方式当自身与其他当代艺术领域做出区隔，以便能继续争取资源存活。[1] 郑文琦承接上述，透过语言学进一步思考「数位艺术」一词，是否为一种类型？例如王柏伟与王圣闳在《数位艺术文件》一书中分别以机械艺术与录像艺术切入数位艺术的讨论，凸显出了用一种类型讨论另一种类型的特殊语境[2] ，数位艺术在此彷佛能被放在不同的类型框架下来讨论，今日所指称的数位艺术到底是什么？藉由陈泓易〈艺术精神性的语言学异化〉一文为灵感来进一步思考，数位艺术其实在类型的讨论上，涉及了语言学异化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或许可以改成底下这样：当人们在2000年之前提到「数位艺术」的时候，这个名词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到了20009年说「数位艺术」的时候，人们对于这个名词的想像，跟以前还是一样吗？现在是2017年，如果查询相关讨论数位艺术或者互动作品的文章，则会发现比2009年以前少非常多。难道说这样数位艺术作品就过气了吗？又或者是因为「数位艺术」一词已经跟某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连在一起，而不再有刚出现时的「能动性」？假如我们套用西方艺术发展的案例，便涉及了「数位艺术」到底需不需要被定义？而被定义的「数位艺术」，又是什么样的艺术？透过提问的方式，或许能更贴切不同世代对于数位艺术的想法。

台北数位艺术中心。（摄影／林怡秀）

边界搜寻

黄文浩从亲身经历开始，并自我定位，认为自己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自2006年筹办第一届数位艺术节开办，直到去年最後一届数位艺术节，生态是直接断裂的，官僚体制思考文化延续性问题的方法才是让人在意的地方，如此就可避免房东赶房客的状况发生。数位艺术的发展明明是存在的且进行中的活动或者运动，但是最後却遭受抹除。当今看似文化知识进步的时期，反而进入了洪荒时期，如何自给自足是经营数位艺术中心时一直思考的问题。然而科技艺术的自给自足在此变得非常吊诡，因为不同背景、身分与角色对于数位艺术的想像都不一样，如营运数位艺术中心的八年期间，一开始是先服务文化局的想像，再来是艺术圈的想像，最後才是自己的想像。如果数位艺术需要走向下一步，就必须先宣称自己是艺术，如果科技是当代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为什么当代艺术要抗拒科技？多数人对于数位艺术仍抱有成见的时候，1990年代对于数位艺术仍旧是在摸索中前进，然而这个摸索却正是数位艺术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探作品与空间

回到作品本身，王柏伟问道，数位艺术在制作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样的状态才能被称作一件「作品」？如何才是「共同制作一件作品」？有没有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对此，郑文琦与黄文浩都认为，数位艺术与表演艺术的合作，相较起来是密切许多的，黄文浩认为不同的主体对于科技的看法往往有所不同，而表演艺术者对于数位与科技的看法，往往是工具论的居多，较少探讨技术背後代表的时代意涵为何。郑文琦则以收受端的角度，提及数位艺术有几项特徵，包含在地实验在地实验、宏基art future等等，都是由民间单位来推动，而民间单位往往与产业有所关联，所以反过来说，按照生产条件、产业环境来说，数位艺术或是科技艺术其实不是从当代艺术的范畴中被划分过去。

NAXS corp.│Render Ghost台北数位艺术奖提供

对于一个专责数位艺术单位的需求，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然而面对当前的文化发展，黄文浩认为很难在现阶段的文化管理下，提出具有实验性的创意，艺文机构的减少是全球性的趋势。然而有趣的是，各地许多中小型创客中心陆续成立，拥有一定设备的工作室会聚集同好者与激发不同的想法，这或许是未来新的趋势，的创客中心在艺术性与技术性的追求上，除了在技术跟设备上的平民化与化，在思考「创作」这件事本身的概念，未来也需要更多的对话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