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牙雕艺术经历了辉煌的发展，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工艺使其成为当时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作为一种高级艺术品，牙雕不仅体现了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反映了中外文化交融的深度。

据史料记载，唐朝与东南亚、南亚多个国家频繁往来，这些地区产出的象牙、犀角等珍贵材料被大量运入中国，从而为牙雕艺术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中外艺术交流促进了当时牙雕题材的开拓和技艺的创新。这些作品往往是上层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奢侈品，它们不仅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政治格局，也是对官员身份象征性的礼物。

《旧唐书》中的“文武之官皆执笏”一条说明五品以上官员使用象牙笏，而六品以下则用竹木制成。这表明象牙在当时社会中的普及程度，以及它作为一种稀有资源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另外，《大唐六典》记载中提到的每年二月二日赐予王公大臣精美牙尺或木画紫檀尺，更是凸显出皇帝恩宠的手段之一。

白居易诗《谢中和节赐尺状》亦可从侧面窥见这一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名为拨镂技术的心法，即先染色再施以雕刻，使得作品更加生动鲜活。如今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支拨镂技艺代表作，而日本奈良正仓院则保留着10支此类作品，其中包括6支红色拨镂尺、2支绿色拨镂尺以及2支白色拨镂尺，这些都是由当年遣唐使带回日本，并流传至今。

除了皇室和官府，对象牙、犀角工艺也颇感兴趣，如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就以象牙笔管著称。而德宗年间王琦家藏有一张刺激人的画像笔墨，以光线变化识别真伪，可见其难度与精细程度。此外，在甘肃安西榆林石窟发现了一尊完整保存下的菩萨像，由于其高超工艺，被誉为“鬼斧神工”。

到了宋元时代，随着民族统一和国力增强，一系列新的文化盛事诞生，其中包括对手工艺品尤其是玉器与银器的大量创造。在这期间，对象牙加工也得到极大的推广，不仅用于装饰，还用于制作各种实用工具，如刀剑等。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乱损失严重，我们对于宋代具体形式和风格知之甚少，只能通过玉器研究来勾勒出那一时代手工业水平的一部分印迹。

然而，就在宋元时期，一种惊人的新技术——透雕技术被发明出来，它以能够将多层空心球连续套嵌并且内外都进行精美纹饰刻画而闻名于世。这项技术后来逐渐发展到清末，可以达到50余层深入透雕，使得对象屋内部结构变得复杂而又细腻。不论是在表现场景还是技巧上，“鬼斧神工”的形容都不足为奇。而到了元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狩猎生活场景被描绘于带扣上，再次展现出了对象屋如何跨越时间空间捕捉历史瞬间。

总结来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领域，都可以看出隋朝至元朝之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对各方面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这段时间里，不断有新的科技发明、新思想涌现，同时也伴随着战争破坏，使得许多宝贵文物无法幸存下来。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文献记载、残存作品以及其他考古发掘中了解到，那时候的人们如何利用有限的手法创造出无限想像力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