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晚年回顾，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在1914年受北洋政府邀请来到中国，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地质矿产顾问。他的任务是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并主要负责调查北方煤矿的分布与储藏，以及参与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和陈列馆的筹建。在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他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活动，这些成果显著。

1921年夏，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并试掘了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又称“猿人洞”或“北京人”遗址。这标志着开启了中国史前文化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序幕。

同年的10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他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以遗址名称命名的考古遗址先例，也成为后来的通则，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寻找更早期的中华文化遗迹，安特生组织一支考查队自河南出发，以黄河为依托向西进军。1923年春，他们抵达甘肃兰州，不料在当地市场偶然间发现了一件装有烟叶的小陶罐，并购得一批洮河流域半山、马厂类型彩陶。他把这些彩陶详细记录在他的报告中，其中包括他对兰州购获彩陶的一段描述。

随后于1924年6月26日，在广河县洮河西岸的一个半山地区首次发现并试掘了马家窑文化，这个时期被称为马家窑半山类型。接着，他又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继续探索和发掘，从而确立了马厂类型作为一个新的考古时期标记。

这期间，他还发掘了朱家寨、卡约、灰嘴、辛店、齐家等多个重要文物点，为研究中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他的《甘肃省的考古发现》一文发布后，对于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假说的讨论引起了强烈反应，被业内外专家的反驳挑战，但他并不气馁，最终修正并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

安特生的工作不仅限于国内，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卓越成就。他曾经签订协议，将部分收集到的器物运往瑞典初步研究，然后再退还给中国。据记载，截至1936年共计七次退还文物；这些工作最终促成了他创建瑞典东方博物馆，并且至今该博物馆仍存放着大量珍贵的地中海及远东文物，其中包括数百件仰韶陶器。此外，由于长期研究中的努力和贡献，最终出版《中国史前史研究》，其中提出了关于仰韦彩陶无关近东的问题，为此领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思考方向。

尽管距离安特生的伟大发现已逝去百余年，但其对于揭示我们对中原地区悠久历史所知之深刻影响依旧明显可见，而他所带领下的那些关键性的发掘活动，如对仰韶文化及其重要性认识上的突破，还在不断激励着现代科学界的人们追求真理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