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贡·席勒的作品曾被斥为大尺度画，但画中缠绕扭动的所包蕴的痛苦、愤怒、性挫败感，却成为英国当代艺术家翠西·艾敏青春期的灵感，从此她心中有了一个不灭的志向。

“你可以看到他的痛苦……”，《躺卧缠绵的两个女孩》，埃贡·席勒，1915年

“这幅画太粗鲁了”，翠西·艾敏（Tracey Emin）一边观看埃贡·席勒的画一边说道，“她枕着手肘，嘴贴手臂，似乎要张口咬自己的胳膊才能保持沉默。她的裸露着，她的裙子滑到下面，头发乱成一团……到忘我的境界，便再无回头路。这幅画传达的就是这个意义，也是其卓越不凡的原因。”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一位是20世纪初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思想盛行时期的奥地利表现主义艺术家，他在本已精致的画上又增添了赤裸裸的；另一位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尔盖特的青少年，与艺术家席勒的遇见成为她一生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

我们到艾敏位于伦敦东部斯皮塔佛德的工作室做客时，她在自己的画作中间回忆到，“他想表达的东西非常清楚：性挫败感、愤怒、混乱和困惑。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是青春期特有的情绪，有些像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或者一位14岁喜怒无常的少年。我当时正在寻找认同感，因为我知道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她在回忆录《陌生国度》（Strangeland）中写到，此前一年她已经辍学，混迹于各间咖啡吧与酒吧，偶尔喝苹果酒或在沙滩上放空。在英国这座破败的海滨小镇，席勒的出现给这位迷途的青春期少女指明了方向，以及她将来的模样。“他是我做艺术的启蒙。”她说。

崔西·艾敏和她的代表作：1998年的《我的床》

艾敏是因为热爱音乐卫·鲍伊才接触到席勒的。鲍伊1977年的唱片《英雄》（“Heroes”），封面是他右手按胸，左手掌心向内垂直扬起的照片。艾敏男友告诉她这是借鉴自艺术家埃贡·席勒。“然后我借了一本关于表现主义的书，其中有一小幅席勒的画。忽然间我的整个世界都打开了，因为此前我只知道毕加索、利希滕斯坦和沃霍尔，”她说，“它是在表达情感，于是我感到我与它之间的联系。你可以看到画家所经受的痛苦：‘我很痛苦。我把它画下来，但以不同的方式，因为我与其他人的痛苦不同。我通过痛苦的眼睛来洞察它’。”

大卫·鲍伊，《英雄》唱片封面，1977年

那么这位艺术家是谁？竟然能跨越一个世纪来启蒙一位少年？塔森出版社最近的新书让我们对这位艺术家绝望的一生进行了全面了解。埃贡·席勒，生于1890年，当时那一代奥地利人认为主观世界就是一切。外部世界不仅虚假、荒谬，而且疯狂。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幻象与恐惧。在作曲家、艺术家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910年创作的《红色凝视》（The Red Gaze）中，画面上的脸孔变成了阴森的面具，双眼闪耀着苦痛。在奥斯卡·科柯施卡（Oskar Kokoschka）1914 年的作品《风之新娘》（The Bride of the Wind）中，一对位于风暴中心的男女，因爱而被紧锁在一起。

奥斯卡·科柯施卡，《风之新娘》，1914年

席勒也感受到了那些艺术家的孤独与慌乱。“他所有的恐惧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英年早逝，”艾敏说道，“他28岁就夭亡了，放到现在，这个年龄的艺术家才刚拿到硕士文凭。席勒死了，他的妻子死了，他大部分朋友也都去世了。即使不染上梅毒，也会死于肺结核、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时期的一切都是恐怖的，但在恐怖的岁月里，他还能专注于自己的视角，很是不可思议。他年纪那么轻，竟然能做到这样。”

埃贡·席勒，《双腿张开的坐姿少女》，1918年

他似乎预见到自己将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中殒命，故将自己画成受苦的圣塞巴斯蒂安模样，身中数箭，与妻子蜷在山洞中。但是席勒和其后的表现主义艺术家（比如勋伯格）有一处明显不同，就是他在1900年代受到维也纳杰出梦想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鼓励，在画作中添加进了。“所以很久以来，他都被认为是’画家’，”艾敏说，“你可以在跳蚤市场看到席勒的作品，因为大家认为它们是垃圾。”

青少年时期相遇后，艾敏一直在与这位奥地利画家进行创造性对话。“我受他影响太深了，深到荒唐。我甚至可以做一些缩小版的席勒作品。真的，我从中获益匪浅。”有人可能认为，艾敏在1980年代成为著名的“观念”艺术家之后，就把对席勒的狂热隐藏起来了，但她的作品《我的床》（My Bed）却是明白无误的表现主义，床单被爱和生活玷污，空酒瓶和刺鼻的气味暗示着波西米亚的日常生活。1998年首展的时候，床的上方还挂着一只绞索。

崔西·艾敏，《更多的你》（More Of You），2014年

艾敏从未停止创作，她的创作粗糙而原始——从1995年表达绝望的图画《纽约的伤心雨》（Sad Shower in New York）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新作，包括表现另一面自我的暗色系列《黑猫女人》（The Black Cat Woman）。她对席勒的狂热终于得到了回应。2015年，维也纳利奥波德博物馆举办了两位艺术家的联合展览。展览中，艾敏2014年的画作《哭泣》（Crying）中的蓝色线条缠绕成一尊痛苦的，它表达的苦痛和席勒的自画像与画一样清晰无疑。最重要的是，他们笔下的都是与痛苦的结合体。

席勒的画直到最近才摆脱了污名。在水粉画《梦中观察》（Observed in a Dream，1911）中，裸本的女人有着亮粉色的乳头、乌黑的。“她完全掌控着自己的身体。仿佛在说：‘你要还是不要呢？这可是我的身体。’是有那种窥淫癖，但显然主动权在女人手里。”

艾敏并不采用客观化的方式，而是效仿席勒展示他的模特的方式来对待权力关系。事实上她认为席勒有种女性性意识，因为启发鲍伊那张专辑封面的是一些修长手指。

在席勒作品里随处可见。他本人，他的模特们也一样。艾敏表示，1916年那幅著名的大胡子老绅士约翰·哈姆斯（Johann Harms）肖像画，背后的故事肯定更多。“他坐在那里，恰好把手放在这个位置。那是弗洛伊德时代的维也纳，大家都无所顾忌地谈论性话题。”她说。

埃贡·席勒，《老男人（约翰·哈姆斯）肖像》，1916年

性无处不在，痛苦也如此。席勒和他的模特们就像幽闭在一个私密而充满的世界中，而工作室外面，帝国正在崩溃、世界正陷入战争。“这并不是‘来我这里狂欢’的心态，”艾敏说，“他们也并不快乐。和性挂上钩的那些，是席勒的心理旋涡，以及他经历和见证的一切。”

【译者的话】：

19世纪末，奥地利濒临崩溃，世纪末的惶恐与焦躁也在席勒身上深刻显现，他的艺术个性是对当时时代感受的疯狂宣泄和释放。文中提到弗洛伊德，他的精神分析学探索人类无意识这一新的精神领域，将性提高到本体地位，“性本能”在很长时间内与艺术产生巨大共鸣，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西方社会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对席勒的影响不言而喻。另外，尼采对席勒的影响也是毫无疑问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谈到肉体时讲到，“在你的思想和感觉背后，我的弟兄，有一个无上的命令者，一个不知的智者叫自我。他夹在你的肉身里，你的肉身即他。”从1910年起，席勒越来越以作为主要表现题材。而席勒笔下的肉身，尽管瘦弱、焦躁、痉挛、神经质、癫狂、抽搐，甚至嚎叫、、忸怩作态，都可看作是艺术家的个人生命体验，以及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能量。

埃贡·席勒，《坐着的情侣》，1915，阿尔贝蒂娜博物馆藏

席勒成熟期的线条粗犷、扭曲、生涩，色彩怪诞、奇异、不自然，或许在给奥斯卡·赖西尔（Oskar Reichel）的一封信中可以略窥一二。他写到：“如果我观视我的整体，应该就可以看见自己，也该知道自己要什么，不只是我所想的，还包括我有多大的观照力，什么是我的媒介，我是由什么样的物质所组成，而我所知道的，至今又有多少可以在我身上看到。我看到自己气化，呼气越来越强，我光体的光的震动频率也越来越快、越直接、简单，有如透视整个世界。也因此我总是从自身掏出更多、更深入、不断闪烁发亮的东西，只要代表一切的爱以这种方式引领我至本能所吸引我去的地方，而我想把它带到我的内在，使我除了我之外，所看到的新可以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