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晚年回顾，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在1914年受北洋政府邀请来到中国，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地质矿产顾问。他的工作不仅限于调查北方煤矿的分布与储藏，还包括参与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和陈列馆的筹建。在得到北洋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他进行了一系列田野考古调查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

1921年夏，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Othenio Abel发现并试掘了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又称“猿人洞”，通俗称为：“北京人”遗址。这标志着中国史前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序幕拉开。同年10月，他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以遗址地名命名的考古遗址先例，为后来的文化命名提供了重要参考。

为了寻找更早期的中国文化遗址，安特生带领考查队沿黄河逆流上行至陕西和甘肃。1923年春，他们来到兰州，在一处市场偶然间购买到了彩陶罐，并且收集了一批半山、马厂类型彩陶。此外，他还在甘肃省临洮县麻峪沟口首次发现并试掘了史前文化遗址，并将其命名为“马家窑文化”。

1924年的6月26日，安特生在广河县半山地区发现并试掘了另一个文物堆积点，并将其命名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他继续向西进入青海，在湟水流域发掘其他文物堆积点，将其归类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

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特生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展开。他完成了多项发掘任务，其中包括朱家寨、卡约、灰嘴、辛店、齐家和寺洼等多个地点。他的一些发掘成果被收入《甘肃省的地质报告》中，而他的研究成果也对当时关于中国历史起源假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5年，他出版了《甘肃考古笔记》，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他在甘青地区的地理环境、土壤状况以及文物样本等信息。此外，他还创建了瑞典东方博物馆，该博物馆收藏有大量来自亚洲各地的人类文明珍品，其中尤以中国文物最为丰富。

1943年，当安特生的长期研究工作接近尾声时，他总结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國史前史研究》的专著。在这部作品中，他提出仰韶彩陶与远东无关论，同时强调仰韶彩陶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艺术形式，其独到的造型风格和纹饰技法值得深入探讨。

尽管从提及这些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数十载，但通过不断更新我们的认识，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那些早期探险者的勇气和智慧，以及他们如何揭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量历史秘密。通过他们的手触摸过的大自然之手工艺品，我们能够感受到几千年的岁月沉淀，以泥土雕塑而出的生命力，以及人类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心灵呼唤。